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仅有6.5美元的价值在中国产生，产业价值链的大部分利润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日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

　　为改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多居于下游九游会 J9官方网站地位的现实，“中国制造”正积极向“中国智造”迈进，即由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价值链低端向高端一步步递进。但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推动传统代工式的制造业转换升级，出现“老产业和农民工搬出去、新产业难进来也留不住”的现象。为了打破“低端锁定”的苦心努力，反而换来经济发展基本面的波动。

　　面对人力资源和制度等禀赋限制，中国能否找到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之路？从东部沿海一线企业调研归来的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对记者讲述他的一番思考。

　　本报记者夏斌 （以下称记者）：一件标价为110美元的“中国制造”电子产品出口到美国，其主要零部件从韩国进口价值约100美元。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中国对美国产生了110美元顺差。但日前，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联合推出“附加值贸易测算法”。按照这一新的统计方法，该电子产品对美顺差大部分归属于韩国，中国仅占10美元。这一新的测算方法，似乎揭示了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和处境。

　　袁堂军：你所提到的这个现象，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及当前国际分工的深化。所谓“附加值贸易测算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单个商品在其分布于全球的各个生产环节上，由不同经济体所产生的附加值为基础而进行的贸易统计。以中国为例，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从出口产业的整体分布看我们似乎已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似，并由此产生一种盲目的自信，认为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临界点。而按九游会 J9官方网站照这一更为科学的价值链统计方法来看，我们在同一产业中其实仍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特别是，虽然长期顶着“出口大国”的光环，但附加值很少，利润微薄，通常只能在加工这一环节有所收益。

　　记者：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因而“主打牌”只能是数量扩张和低价竞争。我们是不是该梳理优势、反省不足，以实现扬长避短？

　　袁堂军：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局部上实现了技术、品牌和知识产权的突破，但总体来看尚未取得足够优势。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就是要素禀赋。

　　具体而言，从要素成本角度看，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以及劳动力素质差异所形成的二元结构难以消除，大量劳动力无法直接参与价值链的中高端行业，结果导致中高端产业工资上升较快且劳动力稀缺，而低端产业生产率上升缓慢且吸纳劳动力能力有所减弱。就此而言，片面追求高端递进对非熟练工人有挤出效果，最终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且内需不旺。

　　从交易成本角度看，对外存在国际规则上的摩擦以及自由贸易区交涉不顺等问题，增加了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对内，则存在企业的“国”“民”不平等、教育资源不平等以及配置不合理（如“文大于理”、技校职高不足、大学过剩等），阻碍了制造业人力资源的培育。

　　当然，面对挑战我们也具备一些优势：一是30多年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完成了一定的人力资源积累和熟练工人养成，这为承接更多的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外包业务提供了可能。二是基础设施包括物流网、互联网等的社会投资效果逐渐显现，可以帮助企业有效降低成本；通关业务效率的提升，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三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和细化，强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和“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这是改革开放努力争取来的成果，更是一个有待充分挖掘的资源。

　　记者：有观点提出，产业向高端递进，意味着要抛弃中低端。你同意这一看法吗？

　　袁堂军：这个问题让人想起最新的一个消息，即广东省的GDP已经被江苏省逼近，这让当地官员产生了不小的压力感。我认为，导致出现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在引导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人为触动高端而忽视自身实际人力资源结构的问题。

　　一般认为，广东的特色在于地理区位、充裕的外来劳动力以及颇具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而江苏起步晚一些，但起点较高，一开始就是外商投资、中外合资，企业规模、集中度、技术水平都高一个档次。相比之下，广东实现产业升级的压力显然大一些，需要解决更为复杂的制约因素。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消化、提升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吸引中高端人才等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现有产业转型调整的可行性问题。是选择“停转”还是加大投资升级设备，是外销转内销还是深度开发全球市场，这些都需依据产业发展前景、国际竞争形势和自身实力作出判断。

　　坦率地讲，广东需要通过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品牌影响力向高附加值领域递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传统产业和低端劳动力。实际上，“腾笼换鸟”腾的是传统落后的生产技艺，换来的是“转型”而不是“转行”。

　　广东的遭遇表明，在现有资源禀赋条件仍以大量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发展必须遵循“内外兼修、以外带内”，“高端递进、低端不弃”的原则。

　　一方面，兼顾低端和高端，是维持和扩大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基础，也是扩大内需的前提。刺激内需的关键并不是针对存量员工涨工资，因为成本快速上升会削弱竞争力，且这一部分的涨工资并不能有效刺激基础消费。重点应该是增加领工资的人，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就涉及到了投资，为此可借助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辅助，让民间资本更加倾向于投资中长期发展，提高九游会官网 J9平台企业的生产力。同时，通过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低端不弃，继续发挥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业的规模。这两点如果能够做好，中国未来五年、十年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首先要建立公正平等的竞争环境；其次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做到“高素质人力往高端走、低素质人力有工作”；最后要从中长远来配置教育资源，打造“熟练工匠”和“产业工人”的摇篮。要努力争取更多的盈利空间和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各层次人力资本的要素成本优势。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是能够拥有自己的高端龙头企业，从而有效覆盖价值链高低两端。

　　记者：知名市场调研机构IDC近期发布数据显示，华为终端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在2012年第四季度超过诺基亚、HTC、索尼，成为仅次于三星、苹果的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经历过从代工贸易，到简单设备制造，再到实现自主品牌制造的过程。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如今似乎也在走上这条升级之路？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因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的不足，产业发展往往依赖于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增长多意味着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大投入大产出（粗放型）。但随人力资源的积累，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基础设施及社会资本的普及又能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有助于突破资源禀赋的瓶颈。这在日本的钢铁产业、韩国的造船业及电子产业上已得到充分印证。如韩国三星集团，它走的道路就是加工贸易（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简单设备制造 （专业化优势+交易成本优势）——自主品牌制造（要素整合能力+人力资本优势）。近来，我国的电子机械特别是消费电子行业也显露出了这样的趋势，如华为和中兴。

　　可见，价值链分工的高端递进是有其现实依据的。但必须强调，这一进程隐含着几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人力资源是否积累到一定程度，技术进步是否有效，以及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是否到位（包括金融服务是否健全等）；在国际分工的情况下，还要强调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是否有利等。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利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价值链高端递进，功在提高贸易收益空间。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产业和产品价值向高端递进，但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而应建立在市场九游会官网 J9平台机制完善的基础上。其中，政府要专注于降低经济良性运行的制度成本以及推动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

　　同时，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价值链高端递进的目标。当务之急，尤须掌握各个产业的特征，弄清各个产业价值链高端递进的临界条件。要针对欧美发达国家、东亚东南亚合作方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的策略而选取不同的应对之策，该让的让、该堵的堵，通过调整国际贸易和投资利益的交换，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最后，还想强调一个问题，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是否可以转化为产业工人，特别是转化为适合中高端产业的人力资本呢？这很难，但必须要做。它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课题，涉及到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户籍、社会保障等问题。因为人只能在一个社会保障相对安定的环境里，才能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进而形成劳动者素质的自我增值。